2024年12月28日，谷歌的“隐瞒文化”再次成为公众焦点。该公司在过去15年里通过一系列严密的策略来销毁或掩盖其内部通信记录，尤其是在反垄断诉讼和监管调查的压力下。这一行为不仅让谷歌在法律领域引发了广泛关注，也引起了人们对其企业文化的质疑。

从反垄断审查到信息隐瞒

2008年底，谷歌正面临一场与竞争对手雅虎的广告交易反垄断审查。为应对可能暴露的敏感信息，谷歌高管在内部发出了一份机密备忘录，指示员工避免在未完全了解所有事实的情况下发表评论。这份备忘录明确表示，员工不应就“热门话题”进行不谨慎的讨论，并要求员工在发送即时消息时，采取“消失”的沟通方式，即所有信息会在第二天自动删除。

这种“信息最小化”的做法，标志着谷歌开始以销毁聊天记录为常态，并将删除作为其内部沟通的默认设置。尽管谷歌一方面致力于存储全球信息，另一方面却通过精心设计的政策，努力清除那些可能带来麻烦的记录。

法律和反垄断诉讼中的证据销毁

谷歌这种管理沟通的方式在多起反垄断诉讼中暴露无遗。美国司法部和Epic Games等原告在诉讼中发现，谷歌公司通过“律师-客户特权”将许多内部通信从法庭之外排除，并鼓励员工使用即时通讯工具进行不留痕迹的交流。谷歌明确表示，它会将即时通讯记录从默认的法律保存要求中豁免，只有员工自己选择开启聊天记录，才会保存。然而，证据表明，极少数员工这样做。

这项政策的直接后果是，谷歌能够有效控制其内部沟通的内容，减少了可能在诉讼中暴露的敏感信息。这种做法在法律上制造了难以被追溯的“空白”，而外界对此则产生了深刻的疑虑，认为谷歌在蓄意隐藏与其商业行为相关的证据。

法官的严厉批评与谷歌的辩解

谷歌的行为受到了法官的强烈批评。加州北区法院的法官詹姆斯·多纳托称谷歌存在“根深蒂固的系统性文化”，这直接冲击了司法公正。他指出，谷歌的做法是“对司法公正的正面进攻”，并表示将在审判后追查内部责任人。而负责审理谷歌广告技术反垄断案的弗吉尼亚州法院法官莱昂尼·布林克马也表示，谷歌的文档保留政策“不是负责任的公司应当采取的方式”，并指出“大量证据可能已被销毁”。

尽管如此，谷歌坚称自己在尽最大努力履行保存和提供相关文档的义务，并称在多个诉讼案件中提供了数百万份文档。然而，这些表态未能平息外界的疑虑，尤其是当法官直接批评公司行为时，谷歌显得无法辩驳其“隐瞒文化”。

谷歌的“拉斯维加斯”现象

此外，谷歌内部的“拉斯维加斯”文化也被提及。员工在聊天记录中常常引用“拉斯维加斯”这个术语，意思是“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事情就留在拉斯维加斯”。这种做法反映了谷歌员工对“隐私”和“保密”的极端看重，他们认为通过非正式的、非记录的方式进行沟通，可以避免留下潜在的法律证据。

这种文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微软早期的反垄断案件。当时，微软因涉嫌非法垄断行为而被美国司法部起诉。为了收集证据，司法部毫不费力地获取了微软的内部备忘录，这让谷歌等后来的科技公司深刻意识到，若不加以控制，冗余的内部沟通可能会成为法律诉讼中的致命证据。

谷歌的透明度与企业文化的挑战

谷歌的这一系列操作，不仅凸显了其为避免法律责任所采取的“隐瞒”策略，还反映了企业文化的深层次问题。在全球科技公司中，信息存储和透明度的管理至关重要。虽然谷歌表示其政策符合企业合规要求，但这一做法却令人质疑其是否将法律责任和企业道德推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

随着法律环境的日益严格，谷歌必须重新审视其沟通和信息管理的方式，找到更加平衡和透明的路径。毕竟，过度的“隐瞒”只会让企业陷入更深的信任危机，也为其未来的法律风险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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